流动的公民社会

这是陈亮同学提出的概念。陈同学进取心十分强，很符合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古训，一直想干点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几个月前，他的想法是搞一个公民记者网络社区。周日这次见面，他又在琢磨一个新的形式——流动的公民社会。

所谓流动的公民社会，是指一个志同道合的群体，怀有共同的政治观点、哲学理念、奋斗目标等，为了促进沟通和了解，增进友情、提升境界，定期在野外同行，利用郊游的形式来聚会、交流。呵呵，这不就是出走社嘛。

陈同学的确是受了出走社的启发，在周日的香山之行中，陈向同行的媒体和NGO人士隆重推介出走社，称之为“流动的公民学校”，俺也有幸被当成NGO人士忝列众人之间。

姚遥和陈亮都问我为什么不多叫几位出走社友一起过来玩。俺没法跟他们解释出走社的规矩——不邀请、不尾随。出走社的规矩太严格了，象武士团那样严格，一般人一时半会适应不了。

当然，陈亮他们也很推崇规则意识，把培养规则意识提升到培育公民社会的高度，但还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到点走人，迟到不候这一点就暂时还做不到，我们在苹果园地铁站多等了２０分钟，才把人凑齐。陈亮说，还是有些不靠谱的同学，本来答应要来，结果没来。

陈亮是通过玩杀人游戏时采用罗伯特规则培养规则意识的，这一点，他做得非常好，大家的领会能力也很强，很快适应了这种规则。所以，整个杀人游戏过程进行的非常干净利落，当然，还是中国式杀人，这次俺入乡随俗，没有强推美式杀人，所以，有点水土不服，总是想着无罪推定疑罪从无那一套，没有去主动领会在中国国情下的杀人逻辑，所以，显得很傻逼。

陈亮、殷玉生都是玩杀人的骨灰级高手，姚遥就差了一截，总是早早脱离游戏。也许是为了排解郁闷，他去爬杀人现场附近一个陡坡，结果没玩好，把脚崴了。

一位叫王中王的同学，服饰极为怪异，学历、履历也很是匪夷所思，留给俺很多疑惑。仲夏同学倒是很服他，跟他说话时，目光很虔诚。

从雍王府到虎头山到望京楼到香山公园外墙，主要是走防火道，绕了一圈。俺也是头一回走。好在地形熟，基本上不用看地图。除了一开始在苹果园找311漏了一大怯，后边都没出岔子。

第一次牛顿行动

3月14日，牛顿行动第一次拍摄。上午骑车在五道口、清华、林大转了转，选了一下景。中午在薛淡家吃饭。饭后开拍，先是在薛家让他俩换上婚纱拍了一堆矫情照，然后换上便装，到清华东路、林大拍了个天昏地暗。薛马两位同学这次过足了明星瘾，马同学都有点吃顶了的感觉。

要点：

1、事先沟通有点不畅，对于这次的工作内容和目标，理解上出现了偏差。静走、朵朵、娜娜三位以为要矫情，所以三个人花了一上午，给娜娜弄了个巨时尚也巨成熟的造型，说实话，不如娜娜同学本真的造型视觉效果好。为了不打击造型总监的积极性，俺很虚伪地称赞了“不错”。妆既然已经化了，我们就调整了安排，在室内矫情了一番。薛淡同学穿了一件白绸质的礼服，看上去很象酒店门童。水泥墙钉子进不去，背景布没法挂，只好一边卷一根棍（把薛家的衣架拆了），我跟缎子在两侧举着往外抻，史奴比老师在幕后，拿一根棍在中间挑着。薛马两位POSE摆得很是熟练自然。这组矫情照拍的时候感觉流畅，鬼道同学一副大师风范，胸有成竹，我们都对这组照片信心十足。不料晚上收工拷进电脑一验收，效果与期望值距离较远，普遍的问题是对焦对不准，光线也偏暗，其次，虽然有三个人在努力奋动，背景布依然皱皱巴巴，另外，小马同学的形象低于正常水准，造型与本人脸形、气质不合，薛同学的唇彩拍出来反光太强，嘴唇看着油乎乎的，象是刚吃过肘子。

2、外景拍摄还是很有成果。自行车这个道具既古典又时尚既平民又小资的气质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薛淡借机炫了一把车技。小马戴上史奴比的墨镜，又找回了自己。两件蓝色情侣T-SHIRT很是扎眼。在林大门口天桥附近拍的时候，招来大批围观群众。

3、即兴、无计划、无脚本的拍摄确实很过瘾，但也很不靠谱。本来打算拍的六道口过火车时行人车辆被栏在铁道口的特色景观没有拍到。我们等了20分钟，再次向道班打听，才得到确切的消息，最近一班火车开过的时间是18：20，斯时太阳已经落山，光线不行了。

4、午餐吃的是馒头配大白菜乱炖，菜是鬼道的手艺，仿建筑工地厨房口味，在我的倡议下，大家一手端一碗菜一手拿一个大馒头，蹲着吃，充分体会了工地的气氛。

5、在网上被忽悠来的陌生MM木头同学态度十分投入，从豆瓣追到出走社，又追进靠谱婚纱社群。早早来到了集合地点，跟着溜溜地拍了一天。她注定跟这个群体有缘。在两个小时之内，她便发现跟薛淡是大学校友，行香子则是她的初中师姐，而且两家只隔几十米。

动物凶猛，权力更凶猛

3月7日，八达岭野生动物园的老虎咬死了18岁的河北打工仔，然后，死者毫无悬念地“负了全责”，家人得了8万元的“捐赠”，捧着骨灰盒回家了，动物园还“慷慨”地承担了死者家人来京的交通食宿费用。

应该说，跟7年前的下马岭水电站相比，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可谓“仁至义尽”了。

2002年7月，郎先生一家三口在门头沟雁翅镇附近的永定河边浅滩上戏水，上游不到3公里外的下马岭水电站突然毫无预警地开闸放水，顷刻之间，水位暴涨，浊浪滚滚以排山蹈海之势，冲进原本水落石出、细流涓涓的河道，三口之家躲闪不及，被洪水卷走，郎先生死里逃生，他的妻子和年仅5岁的女儿则不幸遇难。


据了解，下马岭水电站放水导致无辜民众伤亡的事故，已发生多起，事发河段平时水位很低，可轻易涉水过河，河边没有任何警示标志，受害者多为不了解情况的过路人。

面对前来理论的郎先生，站方理智气壮：“淹死那么多人，别人怎么都认了，怎么就你找上门来了。”

郎先生以下马岭水电站没有在沿岸河道设立警示牌，履行告知或警示义务，致使其妻女溺水死亡为由提起诉讼。法院在判决中说，下马岭水电站根据其上级部门的调令排水发电属于正常生产活动，其排水发电行为既无过错也无违法性，因此，该水电站不具备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定条件。朗荣涛不服此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原判。

这件事的尾声是，郎先生自己在妻女遇难的河边树立了三块警示牌，以免悲剧重演。

靠，每次重温这个悲惨的故事，我都会悲愤一番。淹死母女俩的那段河道，我也曾经趟过，对不知情的人们来说，那就是一条小溪，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会突然发大水。如果我正好赶上下马岭水电站的“正常生产活动”，说不定，也就“正常死亡”了。在河边立牌子的，就该是我爸了。

老虎咬死人的八达岭野生动物园，我也多次擦肩而过，在青龙桥、青水顶一带爬山，经常沿动物园的栅栏过来过去，栅栏上有不止一处缺口。园里是否有警示牌，我不敢说，至少外面的栅栏上没有。

虽然我没有钻进那个栅栏，但2003年春，我差点在栅栏外面遇上一头熊。

那段时间，北京的报纸热炒过一个“熊出没”专题。据报道，八达岭附近昌平南口镇马庄子村、羊台子村有多个村民目击一头熊在山林出没，马庄子一养鸡专业户的十几只鸡也在此间横遭厄运。熊出没的那片山林，我也碰巧经常出没。

专家分析，那头熊不可能是野生的，只能来自动物园或马戏团等。附近的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和八达岭熊乐园都声明没有丢失熊。但此后不久，一伙行迹可疑的人自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携带枪支、铁笼，驱车潜入马庄子一带，后经村民举报，被警方抓获，查明他们的身份系八达岭野生动物园雇员。

这是关于熊出没事件的最后一篇报道，至此，这一由多家报纸恶炒的新闻专题戛然而止，再无下文，仿佛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谁有这样的能量，让多家媒体集体噤声？不得不佩服，动物凶猛，权力更凶猛。

做人不可太GFW

今天在出走社发了个帖子提到GFW，才发现好多人不知道什么是GFW。天天被G着，却不知道其存在，真TMD润物细无声啊，真TMD无物之阵啊，这就是GFW设计者追求的最高境界吧。

提GFW是为了讽刺一位浑身G点的大哥。俺最近在跟薛淡、走嗲、鬼道合伙弄一个小项目叫牛顿行动，这儿不多介绍了，感兴趣的看这个http://www.cuzo.org/qunarticle.asp?id=23，核心的意图是自己攒人给薛淡拍一组不那么恶俗的“婚纱照”。为了招人，俺在出走社发了一个忽悠贴。就是那个帖子，让那位G点大哥不爽了。

俺在那个帖子里将不去影楼拍“婚纱照”上升到挣脱枷锁追求个人自由的高度。本来嘛，迫于习俗的压力去做违心的事情，就是一种枷锁，冲破习俗，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就是实现个人自由。这个解释即使有点上纲上线，也不算离谱。

不料，G点大哥发贴说，从俺的文章中嗅到了“革命话语”“意识形态话语”的味道，肾上腺素升高了。

靠，肾上腺素就那么容易分泌吗。我国人民已经进化到连“自由”“枷锁”二词都能引起肾上脉分泌的程度。敏感啊，太敏感了。

如果说俺把DIY婚纱照上升到追求自由是上纲上线，那么一看见“自由”和“枷锁”这样的字眼就急急忙忙帖上“革命话语”“意识形态话语”的标签，赶紧把自己摘出去，划清界线，就更是上纲上线了。

上纲上线正是GFW的专长，不但从字词，还可以从语气中推导出“低俗”或“危害国家安全”。语气识别技术，是未来GFW发展的方向。

所以俺说那位大哥是人如GFW，一点都没冤枉他。

不独这位大哥，被GFW化的同志大有人在，俺去年发帖组织人去围观黑监狱，有一位大叔看到了，马上联想到FLG，还有一位大哥说俺是政治绑架、破坏了“单纯的爬山”。

虚拟世界的GFW不可怕，人内心的自我GFW才真正可怕。河蟹最乐于看到的，便是草泥马的自我GFW。建设河蟹社会的秘诀，就是“把我们的血肉，变成我们新的GFW”。


那位大哥说，要多巴胺，不要肾上腺。其实，这话70年前上一个党国里就有“仁人志士”号召过，当时的说法是“只谈风月”。

当人人都爱多巴胺，当站站都当豆瓣，当恶搞一下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俗都要自我摘清与“自由和枷锁”的界线，河蟹全面占领马勒戈壁的日子便到来了。

有用的宗教

我受过洗，也在唱诗班服务过几年，但不能说我是基督徒。就象某些同志写过入党申请书，也宣过誓，但不能说他是共产主义者一样。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的。

作为一个受过系统科学训练的人，若无实证的精神、怀疑一切的精神，对于一种前科学时代的思想体系不加分辩地全盘接受，那他的书算是白读了。在现代科学技术主宰世界的背景下，无论是哪种宗教，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伊斯兰教也好，都是一种前现代的历史遗存物，其中与现代社会所抵触的东西，比比皆是，其对世界的具体解释，大多是荒谬的，神话而已，谁也比谁好不了多少。在现代社会，一个科学青年接受某种宗教，与其说是接受一种思想，不如说是接受一种文化、一种伦理体系，那些经典中的神话，只能当作是隐喻，并没有多少认知价值。具体到基督教，上帝创世说勉强可以附会成进化论的隐喻，而童女生子、死后复活之类，只不过是耶稣门徒的掩饰和宣传需要罢了。

耶稣的意义在于其传讲的价值观，如对现世物欲的贬低、强调自我反省时时反躬自问追求人格完善、人道博爱、非暴力、人生而平等、相信未来、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等等，这些价值观在现代社会仍有很大的人生指导意义。其实很多价值取向并非基督所独有，与其他宗教也多有交叉部分。但基督教的可贵之处在于其简单质朴，没有玄奥的哲理和复杂的仪轨，成本很低，几乎是给穷人、愚者量身定做的，所以它一出现就得到了底层的广泛信奉，但在源地被由学富五车的智者所主导的犹太教所打击，后来传到罗马又被流行无神论、斯多噶主义等的上流社会所不齿，甚至遭到政府的残酷迫害，但其在下层民众中的传播终至不可遏止，直到连罗马皇帝也不得不正视其影响力，被迫由排斥转而为追捧。这种自下而上的发展轨迹，与其他宗教是很不同的。

而更贵的，它不只是一种个人修养的工具和精神鸦片，还是改造社会的利器。它的教会组织形式有顽强的生命力，其对社会生活的介入方式，对世俗权利的制衡，都是西方社会独特性的源泉。源远流长的社会主义思潮，也与基督教有千思万缕的联系。基督教的遗产，为建设一个更自由、平等、博爱的大同世界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源和组织资源。

总之，作为一种宗教，基督教未必是最好的，但它是很“有用”的。

正是因为没有先验的基础，不相信天堂，也没有对末日审判的恐惧，所以在我而言，基督教只是一个选项，只是“认同”，而不敢说是“信仰”，我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原因也在于此。

在物质世界、科学实证视野、理性之外解释我“生命最终归属问题”的，是转世轮回之说，相对于线性的天堂-末世之说，循环式的轮回之说更符合物质守恒的类比逻辑。与之相伴的、超乎物质世界之上的自然律或者说绝对规则——因果报应，也能在经验世界中找到其对应物。我以为，这是古老印度哲学（这一观念非佛教独创）的精华所在。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敬畏，并不亚于天堂的诱惑和末日的恐惧。

关于死

死是沉重的话题，但当成禁忌，回避不谈，并不能改变人人必死的事实，或早或晚，我们都会面对死亡，甚至，死亡有时会不期而遇，我都不敢说，明天早上这个时候，我一定能坐在这个电脑前。与其不得不面对时惶惑幻灭，不如早早思考，早做准备，未雨绸缪，想通它，看开它，参透它，这样，也许就不觉得沉重了。

关于死，我最欣赏苏格拉底的态度。苏格拉底被雅典500人团判处死刑，在监狱里等死时，曾有粉丝安排他越狱逃亡，出于人格尊严和对法律的尊重，他谢绝了，在他生命最后一刻，很多朋友、学生、粉丝前来监狱诀别，当刽子手捧着毒芹汁走进牢房时，这些送行的人悲不自胜泪如雨下，有个别人失态到放声痛哭，见此情景，苏格拉底说了一段话，阐述了他对死的看法，大意是这样的：关于生死的本质，世人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死亡是生命的彻底终止；一种观点认为死亡只是一段生命旅程的结束，生命脱离一具躯体，再进入另一具躯体，轮回不已。不论从哪种观点出发，都不能证明死亡是一件不幸的事。如果死亡是生命的终止，那么死也就是休息，是长睡不醒，活着这么累，我们每天为生活而操劳奔波时，盼望的就是休息啊，就是美美地睡上一觉啊，如此说来，死亡让我们永远休息、长眠不醒，不再为世事劳心劳力，未尝不是一种幸福。如果说死亡是一段旅程的结束和另一段旅程的开始，那就更是一种幸福了，既不用花钱，又没有舟车劳顿，就可以到一个崭新的天地体验一种不同的生活，不是很划算吗。既然死并非不幸，反而是一种幸福，那么我现在要先走一点去享受这份幸福了，你们作为我的朋友，应该为我高兴才对啊。

很佩服苏格拉底的超脱。能超脱于死，也就能超脱地活，视死如归，则心无羁绊，所以他才敢于向500名生杀予夺的陪审团叫板，虽千万人吾往矣。我们不是圣人，无法修到他那样的层次。但至少可以不再那么畏惧，不把死亡作为一种禁忌，事实求是地面对必死的结局，从容淡定，早做准备。死不足忧，忧的是死无所备，死得一地鸡毛，一团混乱，让生者除了伤心于跟死者诀别，还忧心于死者留下的乱局、残局。为了避免这样的局面，理性的生者，应该未雨绸缪，死有所备，立遗嘱、买寿险等等，不过是一种有益于后死者的准备。人们忌讳谈死，除了心理上的逃避之外，还由于一种起源于原始信仰中的禁忌，认为某些言语，某些词句会导致某种神秘的可怕后果，也就是“谶”，北京话叫“方”。受过科学精神训练的我们，都知道谈论死并不会导致死，不谈论也不能避免死。其实，当我们更好地谈论死，探讨死，认识死之后，我们才能更充分地为死作准备，更从容地应对死，更超脱地对待死。
生命中有些沉重是回避不掉的，面对它，应对它，想通它，看开它，参透它，才能做到举重若轻，才不觉得沉重。

阿斯匹林

马克思说：“以往的哲学家都是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大意啊）我想，在座各位，恐怕不仅仅满足于解释世界吧（也许是俺自作多情）。改造世界，不仅仅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也是改造个人。改造个人，不单单是改造别人，也包括改造自己。并且，在不能改造国家，不能改造社会的情况下，改造个人却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说到底，文化决定政治，一个个社会成员的观念、素质、信仰决定了这个社会的运作方式。五月花号上如果是一群中国人，我不相信能搞出五月花号公约来。如果最早开辟新大陆的是中国人，那么现在大洋彼岸可能是美丽坚帝国吧。 　　　　　　 　　　　　　
醉钢琴、老罗等人所做的，就是改造个人。我们没他们那样的能量，可能改造不了别人，那么改造自己总可以吧。穷则独善其身嘛。虽然改造了个人并不必然地、水到渠成地导致社会的改造，双方不构成充分条件，但至少，个人改造是社会改造的必要条件。中国的问题，并不完全是制度问题，中国特色的制度度自有它的社会文化根基。因此，并不是实行了普选、两党制、三权分立，这些问题就能迎刃而解的，不从个人着手，从文化着手，塑造一群现代化的国民，培养一个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那么一切政治改造都不会成功，无非是重演一个新的北洋时代。

“文化决定政治”这样的表述确容易陷入鸡生蛋蛋生鸡的逻辑怪圈，况且“决定论”确有一种宿命论、机械论的色彩，与我力主的“改造世界”之说有内在的矛盾。那就改成“文化影响政治”吧。 　　　　 　　　　
从目前的社会条件来看，作为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从可行性和有效性来考虑，也只能以文化做为切入这个怪圈的切入点了。 　　　　 　　　　“
改造人”这种说法也有GCD色彩，容易联想到某些黑暗的历史、某种黑暗的操作，某种意义上，“改造”这个词已经被妖魔化了，就象“旅游”这个词。 　　　　 　　　　
因此，我想老罗、小醉对我说他们在做“改造”人的工作，一定不会欣然接受。但我的意思大家一定不会曲解，无论是用“改造”，还是“启蒙”，还是“挽救”，还是“帮助”，还是“启发”，还是“点拨”，他们确实是在“宣传”（对不起，我又用恶心的词了）一种他们认为是正确、在座的各位也十分认同的观念、在做文化传播、思想传播的工作，在“影响”着一批又一批“个人”。我想，如果老罗真的相信自己在写诗，那他真的是傻逼了。

呵呵，谢谢PATCH指正，以免谬种流传。其实算不上笔误，是吉谕还是谕吉，俺一直记得很混乱，没看过这位老兄的著作，只听说他是日本近代最牛逼的启蒙思想家，很有能量，影响了大批仁人志士，对日本的文明开化、明治维新和宪政创立功莫大焉。 　　　　 　　　　
关于制度与人性的问题，大家谈得很透彻，我没有意见。 　　　　
再唐几段： 　　　　 　　　　
制度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一定的环境中“生长”出来的，再坏的制度，也有或曾有其历史、文化、环境的合理性。 　　　　 　　　　
一个坏的制度不会自动“改邪归正”，变成好的制度。将一个坏的制度变成好的制度，需要一些“幡然悔悟”的人去推动、去操作，而一个好的制度即使已经建立，也不能自动保持“优胜劣汰”而不被“劣币驱逐”，还需要更多“幡然悔悟”的人去自觉呵护。 　　　　 　　　　
这个“幡然悔悟”当然不是“大公无私”的道德完善，而是一种明辨事理、着眼于长远福利、为子孙后代计、而超越于个体短期利益的智性自觉。 　　　　 　　　　
因此，修炼自己、影响他人，对于推动或者仅仅是迎接未来的“更好制度”，对于当下的我们，对于卑微的我们，也许是一件，甚至是唯一一件可以操作的事情。

yellow所描写的那种境界：“一种相互启发相互点拔的氛围，多一点聍听，少一点说教，多一点幽默，少一点长篇大论。”我很向往。愿大家共勉：多讨论，少辩论，尽量避免口舌之争和意气之争，坚持诚恳，坚持自省，随时愿意修正自己的观点，即使不能达成共识，也至少理清各自己的思路，令交流的双方都受益。 　　　　 　　　　
"我从来没觉得那都是GCD的错" 　　　　 　　　　
同意。 　　　　 　　　　
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一点上，不论是归结到道德，还是归结到制度，或是归结到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或是“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不合理的经济秩序”。中国的问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能简单化，解决问题也必须从不同角度共同努力。不能什么都赖GCD，好象换个执政党或是换个制度，所有的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你说的很对，GCD在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也确实有进步。你说，对D也应该象对人一样，有批评有鼓励，才能促其继续进步，过分苛责，只有否定，没有肯定，怕它会自暴自弃。这你倒不必担心，鼓励和表扬的工作，一直都有人在做，而且D所取得的进步，恐怕不是鼓励和表扬的结果，而更多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用。D不会因为批评过多而去看心理医生，相反却会因为歌颂过多而忘乎所以。“为人民服务”既是D自觉的选择，那就不要怪“客户”求全责备啊。 　　　　 　　　　 　　　　

“发现进步的方式和着手之处是不是比发现错误要重要一点?” 　　　　 　　　　
同意。发现进步的方式和着手之处，特别是发现适合于自己的方式和着手之处，这是一个很有讨论价值的话题。主帖提出的路径，我并不反对，虽然不见得是治本之药，但至少，也是一片阿斯匹林吧。

佩服连岳的死磕主义，持之以恒地与情感话题死磕，坚韧不拔地与XP死磕，契而不舍地跟盗版死磕。这种对工作的死磕，争取公共福利的死磕，维护个人权益的死磕，都表明，连岳同志是一个不可低估的人。
连岳同志牛就牛在思想和行为的统一，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我国民间的牛人不少，但往往思想家无实践，活动家缺思想，象连岳这样，用行动实践思想，以思想指导行动，既是思想家，又是活动家，这样的人才现在比较稀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