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在万圣书园

4月12日，在万圣书园参加了一个沙龙，主讲人是张星水，讲座的题目是《诸法万事空》。

在前往万圣的路上，我对薛淡和zodiac说，题目有点玄，估计是应付审查，内容应该是与法律相关，而不是讲佛教。考虑到上次传知行于浩成讲座的被和谐，以及张律师的专业背景，我对自己这个猜测还是很有把握的。

不料，我完全猜错了。讲座完全是名副其实，而不是我预期的挂羊头卖狗肉。这次张星水讲的就是佛法，而不是法律。

沙龙在万圣书园二层醒客咖啡厅最里面的隔间举行，场地不大，参加的人大概有20多，中间一个大桌子，正面坐着张星水和凌沧洲，张星水左侧是赵国君，凌沧洲右侧是一个说话铿锵有力的西装中老年（后来得知他叫汪海洋，知名民间维权专家），大桌子剩下的空座由普通群众填充，俺有幸填了一个空座，与赵国君相邻。其他听众大多坐在大桌子前方的两排凳子上。在听众中间，我看见了陈仲伟，这次，他一反常态，自始至终没有发言，既没有提问，也没发表评论，看来对佛学兴趣不大，来这儿是捧个人场。

其实我也无非是捧场而己，对佛学，我所知不多，但已经知道的那些已经足以让我失去知道更多的动力。我注定没有慧根，虽然不乏善缘。桂易成、邓博文这两位法师在我身上失败了，张星水老师也不会成功，何况张星水所讲的，并没有超出我了解的范围。

张原来信基督教，由于基督教太“入世”，不能解决他的内心痛苦，所以转而求助于“出世”的佛教。刚刚小试一下，便尝到了甜头，整个演讲，我们都能感受到他那种发现了好东西急于跟别人分享的亢奋和喜悦。他介绍的佛学知识，所表达的感悟，都是很浅显的，但他的表达方式十分天真、诚恳，又稍有点顽皮，不时地手舞足蹈，跟赵国君、凌沧洲一唱一合，插科打诨，现场气氛十分生动有趣，有点德云社的色彩。张滔滔不绝讲了二个多小时，我主要是当相声听的。

张的演讲，一言以蔽之，核心意思是：“佛教好。”因为佛教揭示了他痛苦的原因——贪嗔痴，揭示了世界的真相——空，并指出了超脱痛苦的办法——修习佛法。

在张看来，佛教属于道的层次，远远高于他所从事的世俗事业——法律，后者只是术的层次。中国的问题，不能只靠术来解决，而需要借助道来解决。他认为，从西方法律引入的法律制度，过于强调权利，使得人们只关注个人利益，引发各种利益冲突，诉讼不休，上访不断，如果人们在道的层次上觉悟，不执着于利益，而能退让，就会化解很多矛盾，和谐社会就可能实现。

张认为社会的丑恶现象不是纯由制度造成，人心之恶与制度之恶同样存在，制度不能改变人心，而佛教则可以拯求人心。他举了河南秦明河案说明人性的丑恶，汪海洋急不可待地接过话题，咬牙切齿地介绍了他如何不屈不挠地将残害秦明河的案犯送上断头台的事迹，并用食指模拟开枪动作，表达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快感。

张以般若波罗蜜心经作为演讲的结尾。

演讲后，辨难的环节时间不长，一位情绪激动却又语无伦次的大哥（估计有基督教背景）冲上来驳斥张星水的观点，却思维混乱、不知所云。

我提了个问题：既然佛教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空，一切社会存在都是幻觉，那么我们如何区分正义和邪恶？

张星水被问住了，于是一位女居士站出来替他解围，女居士答非所问地描述切格瓦拉被枪杀后表情十分安祥，我不知道这跟我的问题有什么关系。

我又接着问：既然贪嗔痴是佛教所否定的，那么汪海洋对罪犯恨之入骨坚持杀人偿命是否犯了嗔戒，佛学是否主张放弃对罪恶的敏感和追究？

一位思维比较清晰的小伙子发言，将世界划分为现象界和心灵界，他认为在不同的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解决方式，佛教解决心灵界的问题，而现象界的问题，则还需要用政治、法律等手段来解决。

沙龙散场之际，张星水为了证明他信佛之后发生的提升，向我们展示了前几天在天安门广场拍摄的一张“灵异照片”——他的身体被拍成了透明的，背后的景物透过他身体显现了出来，他认为这是科学无法解释的。呵呵，很快就有一位女士指出，只有快门设成足够慢，拍摄过程中相机抖一下，这样的灵异照片就拍成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和薛淡、zodiac热烈地讨论了这次沙龙，关于宗教、佛教，我们形成了如下观点：

1、宗教的是一种廉价的安慰剂，它的功能主要是心理治疗。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宗教的安慰，我们这种性情彪悍、理性发达、日常环境离苦难和罪恶相对较远的人，不需要用宗教安慰自己。张星水之所以渴求宗教，一会信基督一会信佛教，是因为他的职业生涯中要时刻面对罪恶和苦难。

2、不同的宗教对社会的贡献不同。那种入世的、有绝对价值观的宗教如基督教，可以对社会起到清醒剂的作用，而佛教的价值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则不具备社会批判功能。对于中国的社会进步而言，佛教的作用可能是消极的。

3、宗教对于经验世界的描述和解释都是扯淡，用经验事件来印证宗教更是扯淡，所谓格瓦格遗容的安祥、天安门的灵异照片便是很好的例证。

4、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虽然可以起到警示作用，令人们有所敬畏，不敢任意行恶，但如果不加限制地拿来解释一切现象（地震、集中营等），会将罪恶和苦难合理化，从而引起道德冷漠和价值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