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动物园

4月4日的午餐是在杏石口一家小饭馆前面露天座席上吃的。杏石口这地方，我16年前来过，那时刚来北京不久，陪贤庆法师（那时叫邓博文）骑车去八大处，从这里经过。故地重游，不免有些百感交集。

饭后乘347前往动物园，在门口将女眷们打发到附近的商场，四个男人买票入园。门票15元，还要排长队。不会都是凌老师忽悠来的吧。

绕到熊猫馆后面，那片绿树掩映的空地上聚了一帮人，簇拥着一块低矮的汉白玉纪念碑，上面行草着“四烈士墓”。碑前已放置了两个花篮。我看了看表，正好是14：00，约定的活动开始时间。但似乎人还没有到齐。凌沧洲拿着电话，不停地给晚到的人指路。聚在碑前的这批人，面孔比较熟，大多是传知行讲座的常客：李冰、陈仲伟、史义军、孟元新、陆明峰。。。还有上次那位激昂的汉民族主义者，带着他的夫人；一位长发的艺术家模样的人，被凌沧洲指派教大家唱歌，他谦逊地推托了，因为他的专长是美术而非音乐。这次活动的主题歌是《中华民族颂》，一首台湾流行过的爱国歌曲，我听邓丽君唱过一次，不过那时叫《中华民国颂》。看上去在场的人对这首歌并不太熟，能够教唱的人挑不出来，于是我出了个主意——用手机上网下载MP3，然后播放，大家跟着手机唱。薛淡承担了这个工作，一首歌用了近10分钟才下载完，这个月的包月流量基本耗尽了。手机的音量不大，我们拿着传抄的歌词，小声地跟着手机学唱。几遍下来，这首旋律简单的歌可以囫囵吞枣唱下来了，虽然有两句始终唱得不对。

我们这群人吸引了不少游人围观，一位住在附近的老太太围着墓碑转了几圈，说她小时候这里还有墓，后来文革的时候，墓被挖了，碑被砸了，言辞之间颇为悲愤。

约好要来的人到齐了，还多了一家三口，他们是从网上看到消息慕名而来的。除了我，还有三位穿正装，一位是孟元新，另外两位不认识，经李冰指点，才知道一位是我久仰的维权律师唐吉田，另一位叫兰志学，名字也听说过。两位律师都是东北口音。活动正式开始，兰志学受凌沧洲委托发表了简短的演说，简介了四位烈士的生平，说明了纪念他们的意义——反对专制、追求自由民主，然后由他代表大家献花。唐吉田则带领我们向烈士墓三鞠躬。最后，大家同唱三遍《中华民族颂》，结束了在四烈士墓前的祭奠。我们离开这里转往宋教仁塔时，唐律师感慨地说：“一百年后，历史又回到了起点。”我接了一句：“但愿历史不再重演。”

在路上，汉民族主义者又抓住机会推广他的民族隔离的理念，而我则以民族虚无的主张相对。他今天来得很早，已经寻访过宋教仁塔，在这一带转了好几圈，没有找到。

他没法找到。如果不是凌沧洲指点，谁也不会相信，在林间空地上的那两层水泥台座就是宋教仁纪念塔的遗迹。它太普通、太不起眼、太渺小，无限寂寞地孤处于熙熙攘攘的动物园最偏僻的角落，就象宋教仁这个失败者的名字，淹没在那些金光闪闪的文治武功中。没有什么比那两层朴素的水泥基座更能象征我们的宪政理想了，就象唐律师所说的，我们又回到了历史的起点，以这两层塔座为根基——思想的根基、传统的根基，重新接过宪政理想的接力棒。

献花、行礼、唱歌，仪式重新来过。树林外侧的路边，停着几辆车，他们说，车里坐着的是执行特殊任务的国家机器。

三个文质彬彬的老人不知何时靠拢过来，其中一位饶有兴趣地问：“你们为什么要纪念宋教仁？”

也许是由于提问所带有审视意味，也许是由于不远处那些监视的眼睛引起的不快，凌沧洲以不太友好的口吻反问：“我们为什么不能纪念宋教仁？”气氛一时有些紧张。

唐律师代表我们回答了他的提问，大意是，宋教仁虽然在功利的意义上是一个失败者，但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尝试了议会选举，改变了以往权力更叠所采用的暴力和阴谋手段，主张以公开有序的文明竞争来实现政治目标，他对宪政的追求即使在今天也并不过时，我们纪念他是为了从他身上汲取力量。我们用掌声支持了唐律师的讲话。

三位老人也频频点头。其中一位载眼镜的老人也发表了一番见解，他认为宋最为可取之处是力排众议，违抗孙中山的意志，实践政党政治，将同盟会等五个组织联合组建国民党，取得了第一次国会选举的胜利，他的被刺，袁世凯是不容质疑的元凶，如果宋不死，他的政治主张得到贯彻，中国的历史必是另一番面貌。他说，他们几个也是特意到宋塔前瞻仰的，看到这么多年青人也在这里纪念，感到意外，所以有此一问。我印象中，他似乎勉励我们以宋为榜样，为中国的美好未来而努力，他相信宋的悲剧不会重演。我随口小幽默了一下：“没错，我们党毕竟不是袁世凯嘛。”

刚才那位被凌沧洲顶了一句的老人也开口了，他说，他很理解我们、赞赏我们，同时又有些同情我们，因为他感到我们很孤独，动物园里熙来攘往的人群，没人关心我们在干什么，我们把自己边缘化，隔绝在众人之外了，这句话供我们三思。

我向老人们表达了敬意和谢意，唐律师给了他们名片，双方友好的告别。

我邀请大家一同去欣赏神兽草泥马，但唐律师显然对这种低俗的解构方式不认同，兰律师和zodiac兴致勃勃演唱的草泥马之歌被他制止了。最终，只有孟元新、李冰、陆明峰、史义军和出走社四少（史奴比老师发明的称谓，指zodiac、鬼道、薛淡和我四人）低俗地前往鹿馆瞻仰羊驼。

笼子很大，草泥马很少，只有两头。在离栅栏很远的地方埋头吃着卧草，看不太清楚。客流却是不少，估计大多是慕名而来，虽然牌子上被某学识渊博人士标注的名称已经清洗掉了。我们很是兴奋，隔着栅栏，高叫草泥马草泥马，引得周围的游客会意地窃笑。

正当我们沉浸在低俗的快乐时，李冰将我们拉回了河蟹的现实，他说，后面有尾巴。他指给我们看的是一个穿红色内衣外罩休闲西服外套的人，与我们相隔10米开外。起初我还怀疑，不久，随着我们在不同的物种间的移动，那个人跟踪的事实已昭然若揭。头一次遇到这种事，我有点紧张，但更多的感受是悲哀和荒诞。花着纳税人的钱，也许还是节假日的加班费，只为了监视几个在动物园看动物的无聊汉，靠，能干点更有意义的事吗？

不能让他们再这样浪费国家钱财了，为了尽可能挽回国家财产的损失，李冰勇敢地走过去，对那位盯稍的大哥说：“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我们就是玩玩。”大哥有些尴尬，说：“你们玩你们的。”

他还算从善如流，很快就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