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彭家珍和宋教仁，能一起纪念吗

这个清明节过得实在是充实，上午去福田公墓看杨佳，下午去动物园祭彭家珍等四人和宋教仁。

祭彭杨黄张四烈士的时候，其实心里有些疙疙瘩瘩的，只是因为是凌沧洲设计的套餐，跟祭宋教仁捆绑在一起，不得不兼收并蓄。

真正想祭的是宋教仁。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我虽不是英雄，但也粉丝宋教仁多年，宋教仁的被刺和六国的覆灭、丰臣秀吉的失败、郑成功的早逝这些历史事件一样，都令我想起来就痛心不已几至泣下。当年去上海读书，第一个月就去闸北公园拜谒了宋墓。

宋是中国第一个笃信现代宪政理念并真正身体力行、取得非凡进展，又昙花一现为之殒身的政治家。正如唐吉田和那位不知名的老者所言，宋比同时代人最为超前最为杰出之处，在于其摒弃中国传统的在暴力和权术之上的政治操作，赋予政治以全新的含意，坚持宪政框架下的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坚持在公开规则之下的公平竞争，以一种书生意气的执着和天真实践了自己的理念。他最终还是被暴力和权术的政治传统所吞噬，但这并不证明马基雅弗利式的轮回不可超脱，反而更加激起我们摆脱这一轮回的强烈愿望，也提醒我们面对那种政治传统时须放弃盲目的乐观主义和天真。

宋在取得国会竞选胜利之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盲目乐观，以为宪政的成功指日可待，放弃了必要的审慎和警觉，在从湖南途径上海北上组阁的沿途，四处演讲，锋芒毕露，发表了大量抨击袁政府的言论，有人提醒他注意蹈光养晦，不必触怒袁，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他不以为意，甚至在获悉有人可能危害他的生命时，仍然置若罔闻，他说:“我这一生，光明磊落，平生既无夙怨，也无私仇，光天化日的政客竞争，又怎么会有如此卑劣残忍的手段？”而事实证明，对手的卑劣残忍远超过他的想象。他惨遭毒手，以身殉道的下场也便在劫难逃了。试想一下，如果国会选举获胜后，宋低调一些，谨慎一些，在公开言论中避免刺激袁，甚至发表一些温和的言论麻痹对手，同时进行组阁的准备工作，一旦安排就续，再公开宣布，造成不可挽回的事实，历史是否可以改写呢。当然，这样做，也许与宋的阳光政治的主张相违背，但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某些权术操作是否非要拒绝不可呢。袁的行为是一种狗急跳墙，那么如何避免逼狗跳墙，也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课题。

一篇纪念宋教仁的评论袁之杀宋，认为开了以政治谋杀实现政治目标的恶例，这倒是冤枉了袁世凯。

这个先例的首创者是革命党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暗杀是革命党人流行的斗争工具，革命党人亦不讳言，并引以为豪，先进如宋教仁者，也承认：“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那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

离宋教仁纪念塔不远处的四烈士墓，墓主便是清末民初的四个刺客。其中彭家珍刺的是清宗室少壮派良弼，杨、张、黄三人谋刺的是时任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当然，没成功，只炸死了他的多名卫士。

彭家珍所刺杀的良弼，在国民党和伟光正编的历史课本上被定义为宗社党首领，这个妖魔化色彩很浓的名称让我们望文生意地将良弼想象成为拖着一根小辫子、满脸皱纹、颟顸、迂腐、又臭又硬、注定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的样子。但事实上，并没有宗社党这个组织，良弼所参与的这个组织正式名称是“君主立宪维持会”，主张“以立宪弥革命、图救大局”，反对与革命党人议和及清帝逊位，并非维护君主专制开历史倒车。而良弼本人，更是与反动、守旧的刻板形象相去甚远。真实的良弼是一个少壮派贵族军官，成长在一个没有父亲的外省家庭，没有沾染八旗子弟的不良习气，个人品质无懈可击，在日本接受了系统现代军事教育，成为旗人中崭新的军事人才，才情卓越，归国后参与了清末一系列振武图强的军事活动，“改军制，练新军，立军学，良弼皆主其谋”。尤注意延揽军事人才，举凡吴禄贞、哈汉章、沈尚谦、卢静远、章递骏、陈其采、冯耿光、蒋百里等无不延纳，与铁良等被称为清季干将。然其自负而傲上，惜才而厌庸碌，改革过激而得罪碌碌权臣，结果“颇为时忌”，“常以不得行其志为恨”。清帝国大厦将倾之际挺身而出，力图挽回局面，更体现出一种担当和悲壮。以良弼的才干及操守而论，算得上一位英雄。

然而，只因为他站在失败一方，他就被胜利者书写成微不足道的小丑。而刺杀他的行动，也成为一种正义举动。这是我万难接受的。我们一面谴责着对宋教仁的暗杀，称赞他对暴力和权术传统的超越，一面又赞颂暗杀同样主张立宪的良弼的杀手，这种认知和情感上的双重标准，令我颇感难堪。

彭家珍们与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基地组织人肉炸弹，有什么本质区别吗。也许，我们可以纪念他们，但最好，与良弼一起纪念，作为一个历史悲剧来纪念，纪念的目的，是为了识破历史的局限性，将他们还原为有缺陷的真实的人，让我们既汲取精神力量，也反思历史教训。

说到这里，关于纪念杨佳的意义，也就很明了了。我想，如果那六个警察葬在北京，我也会去祭奠一下。他们，也同样是不良政治的受害者。在一个不良的制度下，没有人能够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