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川的牌坊和施暴者的正义

俺也去了南京，当然，是在电影里。看这部电影，不是因为“是中国人都应该去看”，根据这个屡次被翻版的标准，我很久之前就不是中国人了，已经没有了作为中国人必须去看的义务，我去看，主要是出于一种认知上的好奇，看看陆川这个我一直不看好的导演能否纠正我对他的成见；我想看看，这个在中国几乎是注定无法拍好的题材，他是怎么遭践的；想看看这样的题材到底还能拍出什么花样来 在目前中国观众的欣赏能力和思维能力的背景下。

陆川没有让我失望，不是电影拍得没让我失望，而是让我对自己的识人之明没有失望。我更坚定了之前的判断：陆川，是一个心气颇高，也愿意卖力，但缺乏才华，尤其可悲的是——还严重缺乏自知之明的人。他的专长，是投机，是讨巧，是对主流意识形态、小资社会心理的精妙揣摩和不动声色的迎合，从《可可西里》到《南京南京》，都是如此。他每拍一部电影，都在树立一座牌坊，让所有的攻击，都投鼠忌器。

这部电影，剧情一如既往的烂，人物一如既往的面目模糊，主题一如既往的似是而非以便拐弯抹角地左右逢缘。

陆川吹嘘的所谓对同题材影片的超越，如果是指增加了一个日本人视角、增加了“支那”散兵的抵抗、增加了一些患难中的好人好事以及一个“汉奸”的转变、增加了少儿不宜的强奸写实镜头的话，我以为，这些在平面上的加料，谈不上超越，提炼一下，无非是日本军国主义可憎、中国人可敬、中日两国人民都是战争受害者这些早已颠扑不破的主流屁话，并不能深化或改变观众对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悲剧的认识：该抹眼泪的还是抹眼泪，该意淫东京屠杀的还是意淫，该为日本人辩护的还是辩护。

我并不认为南京大屠杀是一个没有价值的题材，虽然这个题材的影片都一无例外拍成了活报剧。这个题材，非常有价值，但只有放到一个扬州十日、奥斯维辛、红色高棉、64天安门这一样一条纵向的语境里拍，才能真正拍出意义，才能叫做超越。这样题材的电影，应该回答这样的问题：人为什么要杀害同类？在什么情形下，一个受过教育、知书达理的人会变成野兽？施暴的人为什么失去了应有的悲悯和良心？

我觉得如能超越具体的时代、民族国家背景去深刻反思打着正义旗号的群体犯罪，那这样一部影片才是真正有价值。拍南京大屠杀，是为了反思惨剧发生的社会历史政治根源，反思人性之恶与人性之善的深刻内在冲突。最基本的，应该揭示出日军暴行背后的逻辑。

即使是暴行，也是有理由，有逻辑支持，甚至是道德支持的。这个逻辑就是：施暴者事先将受害者符号化、非人格化，从而获得了暴行的正义性，才脱敏了暴行本身所带给施暴者的不适感，才摆脱了日常情况下良知和道德的约束。这种“正义施暴”“有道伐无道”的逻辑，在陆川的影片中是看不出来的，陆川的人物和情节，没有逻辑，只有罗列。

这样的逻辑适用于一切群体性、制度性的暴行：从古代中国的人殉，到玛雅人的血腥祭祀，到纳粹的“彻底解决”，到“古拉格”群岛，到南京大屠杀。。。。将某个阶级、某个社会群体、某个民族帖上“非我族类”的邪恶标签，对方便可以不被视作人类，对其屠杀，就可以伟大光荣正确、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暴行就成为一种义举，在这种意识形态中，人性固有的恶得到充分的释放，却又披着善的外衣，而人性固有的善良、怜悯、理性等等，都统统失灵。

这才是莫大之悲剧，比巨大的人身伤亡更大的悲剧。

除了那些赤裸裸的开膛破肚血雨腥风的暴行，支持这种暴行的逻辑也会表现为强度较小、但可能时空范围更大的隐暴行——歧视、冷漠、排斥等等。五道口小资们对乞丐的妖魔化、我的右派朋友对北川自杀官员的不屑，都是这种隐暴行的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南京大屠杀的病毒无所不在，各种形式的南京大屠杀无时不在进行。如果这种打着正义的旗号将某个人群符号化的毒素如果不得到认真的清算，那么，原始意义上的大屠杀今后会一再发生。

最后，说点小花絮：俺承认，俺也流泪了。毕竟，某些画面和情节，还是有冲击力的。另外，俺右边的一位美女不停地以手抹泪，俺如果不流点泪，也说不过去。美女的泪很多，手很小，俺当时有递一块纸巾过去的冲动。考虑到左边就是史奴比老师，我怕影响不好，没有这么做，于是把掏出来的纸巾递向了左侧。不料，史奴比老师很困惑，问我“干吗？”我当时有点尴尬。没想到啊，史老师这么强悍，一滴泪没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