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羊夹对和谐社会的贡献

北京的羊夹同学，快三十的人了，为了了结一桩旧帐，不远千里，来到上海。经过深思熟虑，精心策划，终于在7月1日正式发难，上演了一出大戏，向党的生日献上一份厚礼。

我得承认，跟为数众多“心理阴暗”、“唯恐天下不乱”、“趁火打劫”、“偷鸡摸狗”的“傻逼”一样，我看到这则新闻的第一反应，也是幸灾乐祸。

一个一贯牛逼哄哄、作威作福、权力无限伸张、缺乏有效制约、只能歌功颂德不能公开批评、得了便宜卖乖的暴力机关，被一个微不足道的蚁民一记响亮的耳光抽在脸上，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

此时，羊夹他不是一个人，成千上万被侮辱被损害、有冤无处申、孤苦无告的“傻逼”在那一瞬间附体，痛痛快快、直捷了当、淋漓尽致、脍炙人口地“牛逼”了一把。

与那些家境殷实、仪表堂堂、才华横溢、学业有成、事业有望、情场得意的牛逼人士相比，7月1日之前的羊夹正好相反，面相狞恶，两只小眼睛，距离远得要害相思病，性情孤僻，情商极低，不善言辞，绝不讨女孩子喜欢，智商平平，只有民办中专的学历，父母离异，邻里交恶，与警察冲突不善于妥协，不懂得好汉不吃眼前亏，不会自我心理调适，不能适应社会现实，总之，无论从哪个方面，杨同学都是一个标准的“傻逼”。如果一切正常，他的后半生不难预见，一事无成、穷困潦倒、苟活于世，“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于己于人，都是好事。”“从中国搬到美国，从地球搬到月球”，结局也无非如此。

然而，只因一件小小的纠纷，他的生活轨迹被彻底改变了：一夜之间，名满天下，成为无数人心目的英雄、偶像，将被载入《共史·刺客列传》，与荆轲、聂政、专诸、兰博、马家爵、靳如超、拉登等齐名。这是何等的风光，有此英名，“纵作鬼，也幸福。”

可见，物极必反，“傻逼”逼到极点，也会“牛逼”，而且可能是以核爆炸的规模“牛逼”。从经济学分析，用预期将无聊无趣无成就的后半生，换取刹那间的痛快淋漓和永恒的青史留名，未尝不是一件划算的生意，机会成本几乎为零，符合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假设。

对象羊夹一样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傻逼”来说，羊夹指明了一条以有涯之生换取无限荣耀的成功模式：与马家爵、靳如超、拉登将牛逼的对象指向平民、无辜者不同，羊夹刀锋所向，是不可一世的专政机关，师出有名，获得了道义上的正当性，又采取了避实击虚、声东击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等毛泽东军事思想，保证了行动的成功。可以想象，在这样的成功案例示范下，羊夹不会是最后一个。

当然，复制羊夹路线的只会是少数人，对于大多数的“傻逼”来说，会从羊夹们的行动中得到慰藉和意淫，产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幻觉，就象看了一部好来坞大片一样，负面情绪得以宣泻，恢复对社会、对生活的信心，从而减少了破罐破摔、铤而走险的概率，从某种意义上说，个别羊夹的存在，又抑制了更多羊夹的出现。
羊夹的正面社会效益还在于，他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提高了弱势群体对公权伤害的承受底线，给不受制约的公权力一个巨大的触动，令其有所收敛、有所忌惮，除了提醒政法机关加强安保措施之外，也提醒了他们：兔子急了也咬人。

“安部交通管理局日前下发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迎奥运文明执法工作，对轻微违法要以教育为主，不能因执法不当激化矛盾。”

“石宗源要求，要严查彻究在此次事件中严重失职渎职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责任。这次事件直接的导火索是李树芬的死因。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

可见，真正能触动当局自省和自新的，是羊夹们的行为艺术，跟羊夹们相比，我们在网上吐点口水更多是自娱自乐而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羊夹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在没有制度性权力制衡，又缺乏有效合法诉求渠道的社会，公民自发的暴力反抗将构成一个有力的制衡要素，用天朝常用的句式来说，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最后，请允许我向12位闸北分局的死伤者表示一下必要的哀悼和慰问，他们的不幸，不但在于倒楣地在不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不正确的地点，更在于，他们成为一个不合理制度的替罪羊，不但失去生命或健康，而且失去了本应获得的同情，在他们一开始选择这个社会角色的时候，他们就应该意识到，在获得这个权力所带来的利益的同时，也意味着要承担它的风险，这也是一种投资，他们不幸投资失败了。

补记：大家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珍视、对暴力的质疑和警惕，这样的价值观，我是认同的。 　　 　　就生命个体而言，所有的生命有平等的价值，在衡量生命价值时，需要去除附加在抽象生命之外的具体的自然和社会属性——种族、民族、阶级、职业、智商、美丑、善恶，这个意义上讲，强者的生命和弱者的生命，富豪的生命和乞丐的生命，模特的生命和残弃人的生命，警察的生命和平民的生命，共和国卫士的生命和64死难学生的生命，日本兵的生命和八路军的生命，校园枪手的生命和他的受害者的生命，广岛市民的生命和南京市民的生命，纳粹的生命和犹太人的生命，世贸大厦里的生命和驾机撞楼者的生命，都是同等的，都要尊重。基于这个前提，废除死刑的主张，反对人工流产的主张，临终关怀，注射代替枪毙，为萨达姆默哀，在校园枪手灵前献花，凡此种种主张、行为，都是可以理解或者支持的，都是人类良知、社会进步的体现。 　　 　　

同样的逻辑，我也为6个警察的不幸身亡而难过。我想，那些同情羊夹的人，那些为这个事件叫好的人，有相当一部分，不是针对具体的6个被杀警察，甚至不是针对具体的上海警方，而是针对他们背后，为他们所代表的抽象的并在某种程度上被社会刻板印象所妖魔化了的国家暴力机关。涉及到那个暴力机关、那个群体中的个人，正确的态度是同情和哀悼。他们和羊夹一样，都是制度的牺牲品。每当发生这种悲剧时，双方涉及的具体个人往往是其情可悯的，典型的例子是崔英杰和李志强，现在一说到这两个名字，我还总是条件反射地流泪。 　　 　　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并非在提倡以暴力手段作推动社会前进，而只是在事件发生之后分析其根源和社会影响，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不会因为谁表态反对了谁谴责了就不发生，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也不是谁可以振臂一呼谁发个帖提倡一下就会发生。把自己当根葱的想法，俺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