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为何不承认我国为“中国”

以前，因为韩国人以尊重英文为借口，把汉城的中文译名改为首尔，俺发表了一通议论：

按照这样的逻辑。日本称中国为支那，也是尊重英译了？我们是否也应该改称法国为弗朗斯，缅甸为玻马，希腊为格立丝？卢总统是否应该宣布韩国的英文译名改为“HANGOK”呢？ 　　
变更城市的中文译名是汉城市长的权利，用不用这个译名，却是我们中文使用者的自由。 　　 中国也曾改动北京的英文名，由Peking变成Beijing，但这个BEIJING有多少英语使用者在用呢？据我所知，连北京大学自己，也仍是用“PKU”作为其缩写，你用“bju”根本搜不到北大的网站，而清华大学显然也是热爱“tsinghua"胜过“qinghua”。

顺便把话题引到了“支那”问题上：

日本称中国为支那，与李市长将汉城改为首尔，虽然稍有差异，但哈英这一点上是相同的，拉远与中国的距离这一点上也是相同的，试图削弱汉字文化圈的亲缘性这一点也是相同的。 　　
我们讨厌日本人叫我们支那。而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叫我们支那，我们是不反对的。俄国人叫我们契丹，我们也是不反对的。 　　
讨厌日本人叫支那，是因为日本人在叫支那这个词的时候，语气上带着贬义，同时，还因为日本人明明可以用汉字“中国”，却故意要舍近求远从英文转译一个词来称呼我们，明明是老熟人，却要装做不认识。有狗眼看人低之感。
关于支那的来源，其实有很多说法。周作人认为日本人称支那不是转自英语，源于梵文中的“脂那”，意为文物典章大国。我以为不太可信。毕竟周很亲日，一直致力于弥合中日两族间的情感裂痕，那么说不过是意淫而已。考虑到支那一词风行之时，正值日本脱亚入欧之际，从英语或法语（其实跟法语发言更近）转译更可信。 　　
其实，最初采支那一词，未必有贬损之义，只不过视为与米国、英国等距之邻国而已，毕竟中国一词褒扬之义太重，承认彼为中央大国则无异自居为边缘，想想，如果让英语里把中国译为“CENTERAL COUNTRY”，英美人会做何感想。况且，日本国内本身又有“中国地方”，也容易引起混乱。再者，“中华民国”建立之前，“中国”一词本身也为非正式名称，正式场合日人一向以明国、清国相称，清国一旦覆灭，支那遂成正式称呼。 　　
至于支那的贬损义，恐怕是后来中日关系日趋恶化后附加的。就象现在许多国人提到日本一词时，也意含贬损义一样。这是没有办法的。类似的例子，还是英文中的“shanhai”一词，本是中性的地名，后因此地盛产忽悠一族，久而久之，“shanhai”竟成表示“拐骗”等贬义的动词。 　　 　　
维吾尔语中原有KITAI一词，意为“汉人”，源于“契丹”，因契丹建辽朝，西域之民分不清统治民族契丹人与被统治的汉人之间的区别，便统一称之为契丹。契丹后来成为中亚语言及俄语中的“中国”。这本来是一个中性词。但因历史上维汉关系紧张，维吾尔提到“KITAI”便带贬义，甚至用该词来骂同族人。解放后，KITAI一词在正式场合被禁止，改用HAN。 　　 　　
其实，用不用支那、KITAI，不会改变语言使用者对该词所指者的态度，即使改用了中国、HAN，贬损之义也不会稍减，只不过由支那、KITAI慢慢转移到新词而已。等到这些新词也彻底贬义化，是不是要再造新词呢。 　　 　　
重要的不是改词的问题，如何让旧词生新义，才是根本。如果中国、汉重新变得富强、文明、文物典章、领风气之先，那么即使是支那、KITAI，也会变得奕奕生辉。


俺今天读到一篇文章《日本满清谁是“中华”》，才知道这段议论中有句话是有硬伤的——日本人明明可以用汉字“中国”，却故意要舍近求远从英文转译一个词来称呼我们。
“明明可以”只是一厢情愿，事实上，称呼“中国”，还是不称呼“中国”，对于明治之后的日本政府来说，曾是一个严重的原则问题：
1871年，中日两国谈判《中日修好条规》，过程中出现很有意思的插曲：日本代表团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谈判甚至因此陷入停顿。　
日本方面认为：“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写“大清国”。这样的要求，被中国代表力拒：“我中华之称中国，自上古迄今，由来已久，即与各国立约，亦仅只约首书写大清国字样，其条款内容皆称中国，从无写改国号之例”。　
双方陷入僵局。后经李鸿章亲自出面，与日本钦差全权大臣伊达宗城约定：“汉文约内则书中国日本，和文约内则书大日本、大清”。这在表面看是双方各让一步，实际上是中国从惯例上让步了。　
但日本代表团在誊正时，在其所持汉文本内，依旧用“大清”而非“中国”，导致中国代表团提出严正抗议。日本方面辩称，其汉文本中的“大清”是和文译文，“不必与贵国正本汉文并视而论”。李鸿章息事宁人，未再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