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箱草莓

最近，我家后面的展春园发生了一起悲剧。一个买水果的“外地来京人员”，某天早上进货，几箱草莓放在三轮车上，在途中被人偷走三箱。这位大哥一时想不开，跳楼了，留下妻子和即将升初中的孩子。

三箱草莓，一条人命，一个残破的家庭，这样的换算公式，对于不少人来说是不可思议。以司马迁的标准，也许这样的死，轻于鸿毛。但对于在异乡沉重浮生的他来说，三箱草莓，足以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天早上从同事口中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一整天都很难过。尽管悲惨的故事听过很多，但这件事距离太近了，近到无法仅仅当作一个故事。那个小贩，也许不久前我还从他那里买过水果，也许史奴比老师还跟他侃过价，也许再过几天，他会到我的办公室畏畏缩缩地为他的孩子报名初中借读。

晚上向史奴比老师转述这个故事时，说到跳楼，竟然哽咽到说不出话来。出乎意料的是随后史奴比老师对此事的评价，她认为这个自杀的人心理承受能力太差，如果有过“上山下乡”的锻炼，会更坚强，不至于为三箱草莓而寻短见。听了她的话，我欲哭无泪。

我不同意她的分析。一个背井离乡的农民在城市底层所得到的“锻炼”与“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那些知青相比，吃苦和受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知青们所拥有优越感，还有未来回城的盼望，他是没有的，他没有未来，那个他已经离开的故乡，已经回不去，而这个城市，又注定不属于他。他有足够的理由“心理脆弱”。据说他的孩子成绩不好，也是促始他走上绝路的因素之一。那个孩子，假如到我们学校报名参加考试，恐怕也不会录取。想来借读的外地孩子太多，我们只能，或者说正好可以，择优录取。